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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消息网2月7日报道 彭博新闻社网站1月17日发表题为《如何在地缘经济学革命中取胜》的文章，作者是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全文摘编如下：

世界正处于几十年来最大规模地缘经济学革命的初期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一系列制度和政策被逐步且无情地边缘化：国有企业、国家领军企业、进出口控制和产业政策。现在它们又回来了，而且被一些新奇词汇重新包装，如“技术民族主义”和“关键技术”。

变化之快令人震惊：尽管乔·拜登总统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步履蹒跚的过渡式人物。前总统特朗普的政策气势汹汹，简单粗暴，比如关税。拜登则利用一整套政策，不仅要保护和促进美国的“战略性”产业，而且要放慢中国的经济发展步伐。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说，美国必须在芯片制造、量子计算、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和清洁能源领域追求“尽可能大的领先优势”。

《芯片与科学法》为在美国本土生产芯片提供527亿美元的激励措施，目的是打破美国在这种现代经济必不可少的资源方面对外国供应商的依赖。名称怪异的《通胀削减法案》要用近4000亿美元激励美国的清洁能源行业，减少美国在电动汽车电池供应和清洁能源经济其他关键要素上对中国的依赖。

参考消息网2月7日报道 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2月4日发表题为《重建关系：澳大利亚和中国的外交关系好转》的文章。全文摘编如下：

澳大利亚和中国最近的关系缓和可能不会令密切关注两国之间互动的人感到意外。一些人此前就曾猜测，澳大利亚对华政策会在工党领袖安东尼·阿尔巴尼斯的领导下发生改变，他接替斯科特·莫里森出任总理，并且阿尔巴尼斯素以对中国更灵活的方针而闻名。然而，过去一年来澳中关系的变化不能完全归因于领导层的变化。

十年来，澳大利亚工党领导人普遍采取更加灵活的对华方针，承认为了国家利益在贸易、国家安全和气候变化等领域进行接触的重要性。上任后，阿尔巴尼斯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重塑澳大利亚的对华政策，远离莫里森的鹰派立场。

尽管在国家安全和人权问题上立场强硬，但阿尔巴尼斯政府在与中国打交道时采取了更加灵活的方针，寻求通过对话重启两国在关键问题上的合作。这种外交政策上的变化使澳中关系的恢复比在之前的领导层下更加可行。

在更加有利的接触环境下，澳大利亚和中国开始加强高层互动。2022年6月，两国防长在香格里拉对话会间隙举行了会晤。这是澳中两国三年来的首次高层接触，标志着澳中关系的改善。

参考消息网2月7日报道 俄罗斯《莫斯科共青团员报》网站1月31日刊登经济学博士、社会学家约瑟夫·季斯金题为《特别军事行动的主要启示变得明朗》的文章。全文摘编如下：

我们很快将迎来特别军事行动一周年。正在发生的事其本质渐渐清晰。已经可以也需要从中得到启示，否则就不会有持久的胜利。

为新世界秩序而战

第一个启示是地缘政治方面的。我们不仅在为俄罗斯的自主和安全发展而战，还在为新世界秩序而战。这个秩序确保各国和各国人民的独立发展权，尊重民族、宗教和历史传统。

我们的敌人对此心知肚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说，一旦俄罗斯胜利，将发生地缘政治变化，这并非平白无故。但她避而不谈变化的实质——欧洲大西洋宗派将丧失不仅与人类多数、而且与欧美亿万民众对立的地缘政治强权。所谓“团结起来的西方”是个伪命题，它掩盖了对立的本质。

对欧洲大西洋宗派来说，乌克兰战场的失利意味着其统治地位的瓦解。为了自救，他们不断提高赌注。但亿万民众开始意识到，目前这个关键时刻，谁在将世界推向核末日。

参考消息网2月7日报道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2月4日刊登罗斯·杜萨特题为《乌克兰长期战争的代价》的文章。全文摘编如下：

乌克兰战争的下一阶段——俄罗斯发动新攻势以及乌克兰可能发起反攻——在冬末和初春似乎不可避免。升级冲突的逻辑当前十分盛行，双方都认为，除非对方明白无法取胜，否则不可能达成和平协议。

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总统的重要顾问米哈伊洛·波多利亚克最近接受《新政治家》杂志记者布鲁诺·马卡埃斯采访时勾勒了乌克兰对局势升级如何收场所抱的希望。马卡埃斯总结说：“俄罗斯将在短时间内发动一些小规模进攻行动。届时将损失大量人力。之后它将面临一系列重大失败。”这将导致俄罗斯崩盘：大城市将沦陷，然后将出现某种军事溃败，再然后俄联邦内部将出现“不受控制的政治变革”。

如果这是我们最终看到的结果，那么美国的战略将需要关注获胜所带来的两难境地——绝望的俄罗斯进行核赌博的危险、俄罗斯内部权力斗争造成的溢出风险以及更具民族主义色彩的后续政权造成的潜在危险。

参考消息网2月7日报道 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1月30日刊登芬兰影响力创新研究所政策分析师戴安娜·米耶什特里的文章，题为《英国是欧洲需要的安全领袖吗？》。全文摘编如下：

1月24日传来消息，德国总理奥拉夫·朔尔茨终于答应了乌克兰及其最亲密的欧洲盟友提出的向乌克兰提供“豹”式坦克的要求，但欧洲各国元首并未争相称赞朔尔茨的果断领导。相反，许多人担心，这一决定来得太迟，是因为受到了外部压力，而非因为德国决心展示反对俄罗斯的统一战线。

为纪念《爱丽舍条约》签署60周年，朔尔茨1月22日与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举行会晤，敬酒、散步、讨论欧洲的安全、能源和经济政策，试图平息声称法德伙伴关系摇摇欲坠的批评声。

与此同时，英国前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在基辅受到英雄般欢迎，仿佛他并未离开唐宁街。鉴于土耳其以瑞典支持库尔德恐怖组织这一有争议的说法为由反对北约扩大，以英国为首、通过英国的安全保证将北欧与波罗的海国家联系起来的“联合远征军”，最近也被视为芬兰和瑞典不能成为北约正式成员国情况下一个可行的替代方案。

参考消息网2月7日报道 俄罗斯《观点报》网站近日刊发题为《美国是如何拆散欧盟的》的文章，作者为俄罗斯财经大学副教授格沃尔格·米尔扎扬。全文摘编如下：

欧盟主要国家法国和德国的领导人商定共同努力对付现在给它们带来巨大威胁的国家。这指的绝不是俄罗斯，而是柏林和巴黎可能最亲密的盟友——美国。美国是如何威胁欧洲的，后者最终能应付这种威胁吗？

实际上，美国在实践中不止一次展示了这种威胁。比如，在唐纳德·特朗普决定放弃与伊朗的核协议后，他迫使欧洲企业与伊朗伙伴撕毁合同。欧洲大为光火，发誓要在法律和经济上保护自己的公司，可实际上什么也没做。

当美国把澳大利亚拉进澳英美联盟时，它“劝说”澳大利亚政府放弃已经达成的法国潜艇合同，转向英国潜艇。巴黎大为光火，称这是背叛，但没过多久就平静下来。

然而，这些背叛都不能与《通胀削减法案》相提并论。这份名字好听的文件要求为“绿色”企业（实际上是高科技产业）提供数千亿美元补贴，而它们将在美国境内生产自己的产品。

法律首先鼓励欧洲企业迁往美国，以此促进欧洲的去工业化。也就是说，夺走欧洲的工业、收入和人才，用一个词来说就是：未来。

参考消息网2月7日报道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2月3日刊登题为《美国民主不是很民主之处》的文章，作者为贾迈勒·布伊。文章摘编如下：

早些时候，我曾撰文指出美国的警察执法基本上不受民主监督，警察部门能够在没有有效问责或公共监督的情况下行事。

警察部门与其他机构一样，为数以亿计的美国人进行调解并界定其公民权。

正如政治学家乔·索斯和韦斯拉·韦弗在“黑人的命也重要”运动背景下所说的，“警察是我们的政府”。他们敦促美国政治学者更多关注“治理机构和官员进行社会控制的活动，包括各种胁迫、遏制、镇压、监视、管制、掠夺、惩罚和暴力”，他们将其称为“国家的第二张面孔”。为此，他们对警察在现代民主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了有价值的观察。

对于美国的穷人和低收入者，尤其是那些住在种族隔离、被边缘化社区的美国人而言，他们对政府的体会与富裕社区的中产阶级有着天壤之别。

这些社区的居民并没有被视为“面临社会壁垒的公民或需要被保护的受害者，以免受贫民窟房东的掠夺、暴力和提供不当服务的侵害”，而是被视为潜在的“需要监视的犯罪主体”。用于社会投入的资源越来越少，以至于州和地方政府开始将以前不相关的任务交给警察部门。警方成为弱势群体社会监管的核心机构。

参考消息网2月7日报道 《俄罗斯报》网站2月6日刊登题为《欧盟对我国成品油的进口禁运及限价措施有何威胁》的文章，作者是谢尔盖·吉洪诺夫。全文摘编如下：

欧盟对俄罗斯成品油的进口禁运及限价措施于2月5日生效。限价将分两档，一档针对轻质油品（汽油、柴油、煤油）——每桶价格上限为100美元，另一档针对重质油品（重油、焦油、沥青）——每桶限价45美元。

这一决定在很久以前就宣布了，欧洲的进口商和我国的出口商都已提前做了准备。但是，无论是对前者还是后者，这些措施都没有什么好处。

俄罗斯成品油的情况有点特殊。如果说国内公司可以将大部分原油出口从欧洲转向亚太国家和土耳其的话，那么成品油的转向将困难得多。我们在亚太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和印度本身就是成品油出口国。

“自由金融全球”公司分析师弗拉基米尔·切尔诺夫指出，俄罗斯成品油的价格上限实际上与全球价格大体相当。唯一的问题是，今年全球原油价格预计会上涨，成品油的价格也会水涨船高，而俄罗斯成品油价格只能继续低于上限。就目前而言，对成品油的限价不能说是致命的，但限价措施的出台表明，此后俄罗斯成品油的价格折让幅度将会加大。

参考消息网2月7日报道 西班牙《机密报》网站2月5日刊登题为《谁将赢得乌克兰的经济战？》的文章，作者是卡洛斯·桑切斯。全文摘编如下：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刚刚开始的一年（再过一些天就将是俄乌冲突一周年的日子），德国的经济增速将低于俄罗斯。

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期，应该没有与克里姆林宫政权串通的嫌疑。如果符合预期，德国今年将增长0.1%，俄罗斯将增长0.3%。考虑到普京的国家正处于战争状态并受到严厉制裁，而德国受到的“惩罚”从根本上说是由于能源成本上升抑制了其生产体系的活动。两国增长预期的这一差异虽然很小，但意义重大。同样根据这些预期，俄罗斯在2024年的增长幅度也将超过德国（2.1%对1.4%）。

要想理解所发生的这一切，我们不应忘记，正如比利时布鲁盖尔研究所最近的一项研究揭示的那样，2021年的能源价格涨幅要大于2022年，这表明战争和制裁“并不是通胀上升的最重要驱动因素”。

不用多说，受这场战争打击最严重的国家是乌克兰。据基辅称，该国经济去年下滑了30.4%。而就俄罗斯而言，同样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去年该国GDP收缩了2.2%左右。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是一个显著的差异。

参考消息网2月7日报道 《日本经济新闻》2月5日刊登题为《半导体破坏世界秩序》的文章，作者是该报编委太田泰彦。文章摘编如下：

美国政府去年10月进一步严格限制对中国出口半导体，目的是阻止中国加快推进数字化。作为美国盟友的日本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成员国，也将在数月内追随美国采取同等程度的出口限制措施。但这样做的结果是，日本企业将失去一直以来所依赖的巨大的中国市场。

处于美国技术政策核心的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对中国军队的数字化转型有很深的危机感，因为中国人工智能（AI）技术实力与美国相当甚至强于美国。

美国管制的焦点是半导体制造设备。AI可广泛应用于军事，包括自主攻击型无人机、战斗机器人以及利用社交媒体煽动舆论的信息战体系等。先进半导体是必不可少的，研发和生产半导体需要美日欧最先进的制造设备。

华盛顿不仅要阻止出口可转用于军事的美制AI芯片，还要限制出口半导体制造设备。

世界前四大半导体制造设备企业分别是美国应用材料公司、泛林集团、荷兰阿斯麦控股公司（ASML）以及日本东京电子公司。

参考消息网2月6日报道 美国外交学者网站2月3日刊登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所研究员迈克尔·拉哈的文章，题为《欧洲对制裁的疑虑对美国出口管制来说不是好兆头》，全文摘编如下：

去年10月，美国对半导体技术出口中国出台了史无前例的管制措施，试图遏制中国在军事技术方面的发展。然而这并非一条坦途。美国在欧洲各国遇到阻力。荷兰外交大臣沃普克·胡克斯特拉去年11月说：“荷兰不会照搬美国的措施。”美国的自信和不耐烦与欧洲的缓慢自决发生冲突，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目前在英国《经济学人》智库工作的阿加特·德马雷曾是法国财政部研究制裁问题的顾问。德马雷对美国制裁是否奏效的评估可以归结为“视情况而定”或“越来越少”。影响制裁有效性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这些制裁在多大程度上是在盟友和伙伴的帮助下实施或共同多边实施。

为了生动说明她的观点，德马雷经常回顾对伊朗实施制裁的历史。德马雷谈到《达马托法》，该法实施了广泛的处罚，包括二级制裁，这些处罚不仅会阻止美国企业而且还会阻止其他国家的公司与伊朗进行某些领域的贸易。这些域外行动激怒了欧洲公司及欧洲各国政府，它们威胁要在世界贸易组织对美国提起诉讼。时任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在两年后做出让步，承诺不会实施这些二级制裁。在此案例中，欧洲表明不会让欧洲的公司受制于美国的治外法权。

参考消息网2月6日报道 英国《金融时报》网站2月2日刊发题为《欧盟将努力减少同中国贸易的风险，而不是脱钩》的文章，作者是艾伦·贝蒂。全文摘编如下：

去风险化，而不是与中国经济脱钩——这是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1月在达沃斯阐述的欧盟经济哲学。正如整合性原则，这并非坏事，肯定好过布鲁塞尔模糊的“战略自治”或美国虚伪的“以工人为中心的贸易政策”。

多年来欧盟一直试图中立。一方面是美国官方倾向于利用其联邦权力使其经济与中国脱钩（应该指出的是，不清楚这能起到多大作用，因为美中贸易额去年可能创下了新的历史纪录）；另一方面则是欧盟一直以来放任与中国的商贸流通。布鲁塞尔正努力建造工具，以减少对与中国贸易的“危险依赖”。

在具有军事和安全应用的敏感技术方面，欧洲运用政策的能力尤其薄弱。

不过，当一项政策更具争议性，尤其是影响到某个成员国时，欧盟的程序通常会靠边站以支持国家能力。报道称，美国、荷兰和日本达成进一步限制对华销售芯片和芯片制造设备协议的具体细节仍有待观察。然而，与美国坐在谈判室中的是荷兰这个在经济和外交方面相对缺乏分量的国家，而非欧盟这一集体。这一过程是保密且临时性的，这恰恰是华盛顿特别有能力施加影响力的那种环境。

参考消息网2月6日报道 英国《经济学人》周刊网站2月2日刊登文章，题为《马丁·沃尔夫的新书分析西方病症》，全文摘编如下：

金融新闻界泰斗马丁·沃尔夫的新书《民主资本主义的危机》认为民主衰退的主要责任在于糟糕的经济表现。他的论证具有权威性和说服力，但最终不能完全令人信服。

一项研究发现，出生于上世纪40年代的美国人当中超过60%认为生活在民主国家“至关重要”，但这一比例在“80后”当中只有30%出头。2020年一项数据显示，在全球大约19亿民主国家居民当中，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生活在大多数选民对政府体制感到满意的国家里。

在沃尔夫看来，丧失信心以及随之而来的民主倒退源于数十年来的经济失败。从表面看，这一论断似乎非常合理。自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许多国家的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显著拉大；比如在美国，有统计显示位于塔尖的1%人口税前收入占比几乎翻了一番，从大约10%提高到19%。在发达经济体，生产率增速和经过通胀调整后的普通家庭收入增速令人失望。去工业化导致工人群体集中的许多城市陷入长期萧条。